塑造走向开放与包容的中国精神

发布时间:  2009/12/28  沈荣富   浏览次数:   返回

塑造走向开放与包容的中国精神
             ——谈一流大学需要卓越的教育教学
郑南宁
 
          温家宝总理在国庆六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过40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到那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必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也必然会伴随着一种面向世界开放与包容的中国精神的成长。塑造这种精神,中国的一流大学必将在其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对大学来说意味着新的挑战,它需要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同时,从人文精神的高度去理解和把握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的使命。
            一、中外大学发展的不同道路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创建于隋朝。科举是通过公开考试和撰写文章来选拔栋梁人才为国家服务。唐朝(618年)建立之后,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宋代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改革科举制度,引入了匿名考试方式。到了清朝,由于社会大变迁及西学东渐的因素,以及科举制度日益僵化,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翌年,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虽然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以考试选才这种方式仍为世界各国所沿用,这种考试、研究与学习的制度实际上已形成中国大学的雏形,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带有浓厚"应试教育"色彩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近现代高等教育与国外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科举制度废止之前,清朝政府的洋务官员就发起了历时20年的自立强国、学习西方科技、武备、教育的洋务运动。然而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使洋务运动走到了尽头,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着国亡家破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痛感中国科教的落后和人才的匮乏,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促使清朝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开始兴办各类新式学堂,更积极地学习西方的高等教育制度,但其办学的模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最早的官办近代大学可以追溯到1895年,当时,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仅数月,时任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清廷,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又创办南洋公学(后更名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随后,清朝政府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现北京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些大学的诞生开始了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发展,而西方的许多大学是从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传统中发展起来,最早的欧洲大学起源于十一世纪末意大利的博洛尼亚。
         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是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大树,我们不能用相同的物化标准去评价各自大学的水平。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大学为这一伟大事业培育和输送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才,使得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一流高校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做出的贡献不是西方一流大学所能替代的。
         追溯大学的渊源,了解中外大学发展道路的不同,可使我们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深刻地领悟历史和社会赋予中国大学的民族精神和责任,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赋予大学超出知识传授之上并人文包容的信仰使命,使我们在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充满着自信。
          二、卓越的教育教学要承载大学的人文精神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是我们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教育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它要承载大学的人文精神。大学是一个充满着个性和活力的生命体。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是这所学校代代相传的大学文化和学术传统风气、学生社团活动、卓越教师的个人魅力、同学之间的交流,还有校园里令人流连忘返的老楼旧屋。什么是大学?讲得简单一点,这里汇聚了一批德艺双馨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倾心培养学生,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学做人,学做事;他们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充分地成长,获得终身受益的知识。社会上任何一种知识传授的场所都无法取代大学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学贵得师,亦贵得友",离开对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养,离开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教育教学要承载大学的人文精神就不复存在了。
 教育教学要承载大学的人文精神同样也要反映在课程的设置中。比如说,西安交通大学从2004年开始在本科生的一、二年级进行通识教育改革,重点是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遴选和设置,突出道德、人格、行为和心理等方面的教育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通识教育要考虑我们社会体制和国情,这是设置核心课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通识教育应向大学生展现一个全新的对社会、对文明、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够为学生带来批判性思维,带来更宽阔、更深层次的思考。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设置有五个大类:科学与技术、文化传承、社会与艺术、生命与环境和世界文明。我们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中打破了过去对本科生的基础课教育模式,因为要考虑学生毕业去向和就业选择,许多学生就业并不局限于他所学的专业,有相当多的毕业生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学生还要有国际的视野,要对世界各国文明和不同文化有了解。因此在通识教育中,不仅仅要向学生讲述中国的传统哲学,同时还要讲述西方哲学。不仅仅谈政治、意识形态,还要谈宗教知识,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宗教的作用,世界上一些民族或区域间的冲突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人文精神的培养离不开独立思考和价值观的教育
          对于一所大学而言,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地位,同样也影响着社会优秀青年汇聚到这所大学。一流大学要为出色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和教学,注重学生独立思考和价值观的培养,否则会"误人子弟"。
          独立思考是要培养学生追根究源和理性究问的思想方法,是一种对真善美终极价值执著向往的科学求真的精神。这也是大学教育教学最深刻、最高的培养目标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新能力只是培养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非人才培养的全部。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唯一目标是一种片面的教育观。大学不仅仅是科学原理和知识创新的基地,也是社会民主文明和谐与社会道义的策源地,而一流大学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更是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培养具有人文关怀和科学求真精神的学生,使在他们走向社会成为领导者时,从而有可能超越各种狭隘特定利益的局限,能从国家或民族的更高、更长远的公共利益出发去思考行事。这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
          面对世界的变化和中国不断走向强大,需要让我们的大学生了解文化差异和"碰撞",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有更深远的认识。作为未来世界的强国,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应该在人类和平和经济繁荣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基本价值观的层面,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可能发生冲突,这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把自己看作世界民主的"救星",把推广西方的"自由、人权"作为他们的"道义责任",并对中国的强大一直存在担忧和疑惧,看不惯中国的发展模式。因此,在发展道路和社会模式方面与西方的竞争将是长期的。要应对这些挑战,培养人是最根本的,这就是大学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中国正在构建的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也正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主形态之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和而不同"和"天人合一"等思想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观,无论我们或整个世界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汲取精神力量。因此,我们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同时,万万不可失去我们自身的文化和精神,这需要我们大学在人才培养中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教育,要使学生了解我们中国的价值观是什么。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了一条与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它的持续发展将会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民主制度,它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为了使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众认可中国的价值观,并能与中国分享互利共赢,必然会伴随着一种面对世界开放和包容的中国精神的成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大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需要我们在人才培养中,使学生了解国情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同时要让他们对当今世界的变化以及中国面对的挑战有更深远的认识,为塑造这种开放和包容的中国精神,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中国著名的思想启蒙家黄宗羲指出:"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因此,学校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摇篮,而且要成为执政者的"智库",要为执政者治理国家提供智力支持。
实现卓越的教育教学,承载大学的人文精神,才能使大学真正成为国家的智力源泉和执政的"智库"。大学要服务社会,同时又要与现实社会保持一种距离,使大学作为社会的理想而存在。功利化的教育思想只能让我们的大学失去社会的公信和赖于生存的大学精神。一所大学的建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老楼旧屋,但代代相传的先哲精神和大学文化使它依然充满着一种历久弥新的气质,依然使人们对这所大学始终怀有一种敬仰和想象。一个成熟的大学,应当发挥大学的人文精神对现代社会发展及先进文化的支撑作用,它不仅仅是知识传授和科技创新的基地,更要追求人文关怀的终极价值,成为人类社会公正与理想的源泉。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文章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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